烤鱼烤鱼水中游 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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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今天已经是一个“告别革命”的时代了，也许我们确已告别了革命了，告别了硝烟、血污，告别了对历史自然进程的粗暴干预，告别了乌托邦，告别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以及诸如此类令人不愉快的东西。因为我们只要闭眼不谈阶级，不谈剥削，只要我们心中充满理性，有公德，有良知，那么一切罪恶都会最终消失的。历史已经终结，自由民主的天国已经启示给我们了，“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历史似乎已经给了马克思最终的审判，人们已经纷纷告别他，并宣告曾经的运动是一场疯狂的错误。理论上的宣判也一再举行，似乎要在肉体的死亡之外再宣布一次精神的死亡。文质彬彬的恭维称许他的远见卓识，小心翼翼的把他与布尔什维克，与各种革命实践隔离开，宣称马克思的理论说明了这些都是一些违背历史规律的悲剧，这样就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资本主义的神正论，让他成为了一场悲剧；粗鲁的激愤则正气凛然的怒斥他的学说是由一系列居心叵测的政治煽动、漏洞百出的论证和乌托邦的狂想构成的混合物，他们与其说用头脑，不如说用肾上腺素建立了自己的理论高度，因此把马克思变成了一场闹剧。葬礼在进行，挽歌在奏响，谤词与颂词如潮般涌来，为他的坟墓加上最后一捧土。
是到了剧终落幕的时间了吗？这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曾经游荡在欧洲上空，后来又震撼了世界的幽灵终于要在真理的光天白日下消散于无形了吗？新时代的神圣同盟终于要赢得最后的胜利了吗？1993年的德里达在谈到马克思时，回想起了哈姆雷特面对的幽灵，“鬼魂出场，鬼魂退场，鬼魂又出场……”
鬼魂为何出场？因为“丹麦的王国里有些肮脏”！
曾经的主人翁已经被弃如草芥，共同富裕的口号也已经是一个笑话。有的梦已经碎了，有的还没有。宽敞的住房，高档的跑车，时尚的穿着，泛滥的时装剧仍在为中国大学生编织着白领之梦。而现实，这“火焰翻滚的熔炉”,将会“融化掉一切虚幻的理念和天真的情怀”。资本将会站在这一切之上宣告它的存在：除了我，没有别的神。
但这位神灵并不像万军之耶和华一样没有低贱的物质形体，当它高飞的时候，将会发现，它的脚下坠着无产阶级的肉体，它轻盈的货币的灵魂很可恶的被束缚在肉体的囚笼中。资产阶级既创造出了他自己，也创造出了无产阶级，因此既召唤来了它的神灵，也召唤来了那附在他身体中的鬼魂。
鬼魂退场，鬼魂又出场！国王归来！
这位国王的鬼魂，鬼魂的国王，仍将为我们说出震撼人心的秘密。
马克思不是远离，而是靠近了我们。这个幽灵，像所有的鬼魂一样，当你拴好房门，松了一口气，转头准备休息的时候，却赫然发现他就站立在你的面前。
他将要开口说话。
曾经的雷鸣只剩下微弱的回声，但它将会重新响起：
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无产阶级宣告现存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2006/6/11
红草
施先生作为一个社会活跃分子，持鲜明的改良主义观点[应该指出
施先生的一系列评价产生了一些问题：工农无产大众的前途何在
施先生早年的思想是自由主义，从他现在的观点来看
新左派是在对自由派势力的反击中出现的。因此，首先必须从当代的自
1990年代以来，自由派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力。自由派大抵有政治
世界资本主义自1970年代（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以来
在对待当代自由派——即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问题上
中国的新左派发端于1990年代中期，一说是1990年代中后期
然而，民族、国家从来不是空洞抽象的名词，更不是超阶级的范畴
社会改良被新左派的施先生说成是真正地干实事，确实是在干实事
政治意见本身的社会意义只有在社会生产关系之上的具体阶级集团需要时才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阶级斗争，两者关系并不成正比例
当前，中国各地的工农维权、拆迁户维权等各种社会维权运动如火如荼
无论是近两百年来的无产阶级斗争史，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
就现在来说——工人斗争初步展开、新工人阶级正在集结、重组，左派的核心任务在于两点：宣传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聚集革命左派力量；面向工人与青年，分析现实斗争，唤起无产阶级自己的阶级自主意识，帮助摆脱强国梦想以及对上层精英的幻想，澄清理论问题。
这两个任务并非务虚，而是具有对无产大众最切实的意义。思想的启发，意识的阶级自主，这似乎是虚无飘渺的事情，然而对于阶级的政治成长来说，对于一个阶级刚刚起步的斗争来说，这些事却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只有肤浅短视的人认为这些任务不值一提。可是，即使是自由派资产阶级，也无比珍视自己的启蒙时代。没有资产阶级意识的自我构建，没有人权、自由、民主、宪政等基本理念的深入人心，法国大革命就不会有那样的深度和广度。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革命也不可能搞政治赌博冒险获得成功。左派当然不是也不应该是把革命放在嘴边每月每天地“鼓动”。如果说我们只是谈论社会主义理想并论证它的可能性——这种理想主义的谈论只由于我们的信仰，是无可厚非的；但我们的最核心任务乃在于呼唤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包括不妥协的斗争意识、自主斗争意识与国际主义精神原则，并与当前的种种政治幻想和资产阶级思想骗局做斗争。要做到这些工作，可以写文章、宣讲，更可以深入到工农底层把这些思想系统地带到现实工作中，甚至推动工人的自主斗争，这并非不可能。
工人的自发、自主斗争与常说的社会维权运动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社会维权人士往往是自由主义与改良主义分子，他们有一整套自觉的观点，在自由派舆论的层面上，他们的政治外壳正好保护着资本主义秩序。工人的自发、自主斗争则不同，无论是国企工人反对官僚侵吞，还是私企工人反对低工资、无偿加班和劳动条件恶劣，这些斗争都具有反对有产阶级利益、反对资本化的性质，而且这些性质并不确定——它们会随着斗争的推进而强化，因而工人斗争一开始就带有不可调和的种子，工人作为一个阶级具有自我推动而不断前进的动能。工人只有获得全部自主性——包括建立独立工会和自己的政治先锋队——才能不断的开发自身的伟大潜力，实现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工人斗争从一开始就要求自主性，随着斗争的普遍和升级，自主性的问题必将提上斗争的议事日程，因而它与那些资本秩序的政治外壳是根本不兼容的。工人阶级在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过程中可能会暂时举着民族主义的标语牌，甚至可能会举着那些传统的神圣人物的画像，然而工人最终会在不断前进的斗争中获得自身的动力，从而产生属于无产阶级自身的斗争思想和理论。左派的一般职责就在于始终保护、催化这种阶级意识，帮助建树无产阶级自己的理论，为无产阶级斗争提供政治参考，并抵制有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改良主义的控制企图。
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新左派对左派（革命左派）的批判也有正确的一面，新左派不是说我们“不务实”“不切实际”吗？确实，我们对于辅助有产阶级国家、挽救资本统治秩序是毫无兴趣的。站在他们思考问题的地方来批判革命左派，他们不可能得出更多结论。2005年底，新左派人士韩德强在香港的一个研讨会上，面对工农的出路问题时，他的回答是更关注如何防止、控制社会出现重大危机，他说他的观点在工农立场上来看是“资本家的走狗”，他的坦率引起国内左派一片哗然。为此，2006年初，韩先生做了一篇回应，严厉地批判了革命左派的思想，并为自己的改良主义辩护。韩先生的这个回应只是表明了他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印象不过是几道孤零零的、彼此无联系的政治公式只是表明了他用以观察阶级政治的那种小资产阶级市侩眼光。在新左派韩先生看来，捍卫有产阶级的可持续剥削秩序——才是真正地有所作为，才是现行条件下最有益工农大众的。他轻巧地回避了工人斗争的重大问题，他对捍卫资本剥削秩序是务实的，对无产阶级的自主阶级斗争却根本不务实、不切实际——同样，我们左派也能够得出一个辩证的批判结论。所不同的只是阶级立场。确实，我们“顽固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根本拒绝按新左派的价值观理解问题。
韩先生说：“将近一个世纪了，托派在世界上可以标榜自己是最革命的，也能够吸引一些刚刚思考社会问题的工人群众。但是，他们过去一事无成。今后还将如此。”只有在无知者和庸人眼里，托派才被理解为起源于苏联党内斗争的一个独特的左翼派别。托派并没有独特的主张，它们只是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传统，以唯物辩证法分析了马、恩之后的资本主义与后资本主义社会。十月革命正是在不断革命论与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取得胜利并获得巩固的。1917年二月革命后如果不是以列宁、托洛茨基为首的少数派主张立即准备社会主义革命起义，而当时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在内的大多数老布尔什维克都反对起义，那么十月革命恐怕难以成功甚至不会发生；二次大战中及之后，如果不是苏联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诸东欧国家，恐怕苏联工人国家难以巩固自己的红色疆界。如果硬要认为托派是有别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独特派别，那么这个所谓的托派则根本不应由我们来承担责任，它是敌人强加在我们革命左派的头上的一顶帽子，在于人为地割裂以托洛茨基为首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与其他革命左派之间的政治思想联系。十月革命的功绩不属于后来篡权并且无耻地歪曲历史的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而属于革命左派，属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属于革命的工农兵。根本的问题不在于叫做托派还是叫做革命的毛主义者，或者叫做马克思主义左派、马列主义左派、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激进左派，而在于是否赞成这样的主张：根本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和有产阶级国家统治（承认一切国家都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支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斗争和支持国际主义原则，支持以工农大众的革命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民主统治，从而废除资本和市场制度，并且支持国际革命[是否承认现今中国是资产阶级国家仍是革命左派与保皇改良派之间的分水岭]。在十月革命之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都与苏联工人国家的存在有密切关系，至于蒙古以及东欧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更是与苏联密不可分。十月革命的重要遗产迫使苏联扩张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只有同时使苏联官僚集团获得新的工人国家的控制权他们才愿意扩张社会主义革命，保守的斯大林主义共产党派系又使得20世纪许多次工农革命形势毁于一旦。特别是二次大战后，斯大林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占据主流，窒息了多次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良机。十月革命之后，实际上也只有中国革命是突破苏联意志取得胜利的。在新中国1950年代的三大改造之前，就具有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1946年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巨大影响已经预示了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地区的社会前景，在内战开打之后，在华北等地区就开始了激烈的土地革命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反资本主义性质。1950年代的全国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反资本主义革命的继续，也遵循了不断革命的原则，遵循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基本原则。当时中国的革命左派取得了这样的巨大成就，这怎么能说我们在过去是一事无成的呢？再说一遍，如果只是把托洛茨基追随者看做是一个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的独特的派别，看成是不同于革命左派的一群人，那么自然会认为“托派一事无成”。
革命左派在20世纪，除了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确实没有什么重大的反资本主义胜利了，我们承认历史事实。然而在斯大林主义破产的今天，在社会民主主义也陷入新自由主义泥潭的今天，凭什么说革命左派“今后还将如此（一事无成）”？施晓渝先生还似乎很有道理地说，激进的革命左派在中国政治氛围中没有生存空间。
中国国内的革命左派是晚熟的。革命左派在数量上并不多，一些人包括我本人在内只是在最近几年才与打着左翼旗帜的保皇派决裂的，这与各种传统思想——杂糅了斯大林主义、毛主义等思想与带着谬误、歪曲、偏见的官方政治历史教育——的束缚有关，与众多学生、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的淡漠联系有关，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思潮有关。我们革命左派能否成长并成为工农的代表，也取决于我们能否在工农无产阶级自主斗争方面时刻保持正确的共同意见，并且与群众建立密切的实际联系，从而建立起左派与工农之间的互动。
对于交流这样复杂的词来说，定义不是一种合理的理解方式。交流并非像石头、植物一类可以明显对象化的词。它和文学、感情这类词一样，唤起对无数彼此相似的东西的回忆，但本身却难以界定出一个清晰的内核来。对于这类词，我们首要的问题是去描述，而不是仓促的下定义。
但是，把对于它的描述变成一种诗意的感叹，对某种心心相映的状态的赞美同样是无益的。虽然我们必定会有这种感情，但是把目光集中在这上面，并以此为满足却是完全没有成果的思想空洞的表现。对此，借用黑格尔的话来评论是完全适合的：“谁若只寻求启示，谁若想把他的生活与思想在尘世上的众象纷纭加以模糊，从而只追求在这种模糊不清的神性上获得模糊不清的享受，他尽可以到他能找得到的一些地方去寻找；他将很容易找到一种借以大吹大擂从而自命不凡的工具。但哲学必须竭力避免想成为有启示性的东西。”
对于交流的描述的大致估量：
一、交流的内容
1、 信息。纯粹是对于某物或某事如何的信息，在这种层面上，引用信息熵来描述是完全合适的。
2、 单纯的交流信息意味着对于取得该信息的框架本身有共识，也就是说，有“通信协议”，这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因此，第二种交流的内容，是协议本身。
3、 从“通信协议”扩展开来，对于人的自身存在来说，也有一个认识结构的问题，在交流，不同的认知结构彼此撞击，构成互相理解的矛盾和矛盾的和解。对此的交流也是完全必要的。
4、 个人的存在借以表现成确定形状的认知结构，在对方的理解时，投射在对方身上，使我们获得一种仿佛照镜子一般的自我确认。这也是一种交流的需要。在此需要中，沉默、无声的倾听，都获得了独立的意义。诸如虚荣、自尊、宽恕等等，也都成为现实的交流的目的。
二、交流的方式：
1、 无声的互相交流，譬如在没有对话的情况下互相让路，在语言不同的情况下的种种理解的尝试。这个广大的领域既包含了最原始粗陋的理解，也包含了最精微的交流结构。
2、 对话，古老而重要的工具。这种工具如此复杂以至于需要一门专门的语言学来仔细研究。不同的语法、词汇，勾勒出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世界。维特根斯坦说得好：“想象一门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
3、 文字。文字间隔开了对话的人，从而具有了崭新的意义，从中诞生出了对文字的各种不同的应用方式。从最初的对对话的简单延伸的纪录中，慢慢产生了作为文字本身的虚构作品，文字的每种新的应用方式都增加了它自身的复杂性。对此，现代文学批评的纷繁芜杂的可以让我们对它的复杂性留下深刻印象。
4、 报纸。现代社会的最令人惊异的发明之一，黑格尔恰当的评论它为晨间祈祷的现代代用品。
5、 录音。这个纪录声音的工具让短暂的言语超越了时间，从而诞生出许许多多的新的交流可能性。另外对音乐的录制也有相同的效果。
6、 无线广播。大面积播撒的仿对话的传播形式。
7、 电视。
8、 电报。
9、 电话。
………………
最后，还有网络。
对于交流的内容和方式的描述最终扭结在一起。交流的内容是无定形的流质，而方式则赋予它以各种不同的形状。每种新的交流方式都改变各种交流需要的表现形式，并从中扭转出新的绳结，产生出新的使用方式，在此，交流方式的技术特点涌入了人际关系的塑造，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对交流的描述应从不起眼的方式开始，以耐心的现象学方式勾勒出其特点，并详细考察它们在不同的形式下的种种表现。这种工作最终又表现为这样一种方式，对在交流的过程中在交流对象上映射的自我形象的关照产生出的自我理解的种种不同的改变。例如，从对话的当面性产生出的质朴的自我理解就具有一种前现代的人格统一的表现。而在网络时代，各种交流工具就好像各种光学仪器，使得这种原来表现得单纯的交流方式以各种奇特的方式表现出来，并在每一面交流工具的透镜或镜子后形成数之不尽的虚像。这种镜城式的交流也正符合于后现代的主体破碎的概念。
从这个路径出发，对交流的分析将卷入对社会本身的分析之中。例如，现代的存在主义式的孤独感和对人际交流的渴望就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现象，而不是像萨特不恰当的从本体论角度描绘成的那样是人的永恒困境。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使用的communication仍然是对这一概念的使用的典范。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这里出发，对交流的充分理解应规定为：
1、 对前交流的人的种种为交流奠基的心理冲动的完整现象学描述
2、 对在社会关系的塑形中表现出来的交流的描述
3、 对在此交流中塑造出的自我理解的描述
4、 对交流中表现出来的各个环节和各种形式本身的分析
5、 对交流方式本身变化和随社会变动造成的交流结构的断裂的描述
最后，一个不能列入概念化的知识中的，就是我们在交流的困境中的前景了。知识作为勘定我们生存世界的测绘学，最终将为我们指路。但也仅仅是指路而已。
佛陀住世的时候，印度有一位寻找真理的哲学家。他的学问很广博，但是不快乐。他坐在书房的椅子上，一只手托着下巴，凝视着自己写出的一大本一大本的哲学著作。一个钟头、两个钟头过去了，他觉得自己像一段干枯的木头，他寂寞、孤独，觉得自己无依无靠，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写那些哲学论著，甚至对于有人读他的书、研究他的著作都感到可笑。
“我不愿在这孤独中死亡，在这痛苦中消失，我要摆脱痛苦！”哲学家自言自语。“我用语言和文字寻找真理，且用文字堆起了一座山，可是这不是究竟的真理，它不能使人解除痛苦，更不能给人快乐！”
他决定去请示佛陀。
哲学家问道：“我用语言和文字寻找究竟的真理，但是我生活得不快乐，甚至陷入深沉的痛苦中！请你不用语言、文字告诉我究竟的真理好吗？”哲学家望着佛陀。
佛陀低垂着眼睑，一语未发。一片深沉的寂静，清净、庄严的觉性笼罩着哲学家。
哲学家沐浴在寂静中，他的眼睛充满了亮光，心里正滚动着无声的雷鸣，生平第一次感受独自觉知的狂喜，他觉得他应该悄悄地离去，可是他还是使用了语言：“我在这里学到了究竟的真理！”
哲学家走后，佛陀说：“一匹好马，在鞭子的影子里也能跑得很快！”
关于价值究竟是劳动还是效用的问题的争论一般的来说都陷入了无意义的争执。
询问狮子究竟是四条腿还是两条腿是有意义的，我们只需要去看一下就是了，大自然已经赋予了狮子确定的形体。而询问价值究竟是劳动还是效用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说价值这个词先天的就具有了什么意义不成？难道经济学的定义是在对着这个不知道的词玩的猜谜游戏吗？难道是日常语言中词语的含混意义而不是对术语的规定本身决定我们在科学中使用一个词语的方式吗？所以与其说价值是社会化的劳动，不如说社会化的劳动是价值；与其说价值是效用，不如说效用是价值。所谓的争论无非是两套不同的术语体系碰撞在一起，争夺一下谁可以使用价值这个词，谁需要另造一个词以示区别。
高中时的同学有两个人重名，为了免得混淆，大家就叫他们的学号，36，44，久而久之，名字反倒少有人叫了。如果实在不行，讨论政治经济学的诸位也不妨照此办理。
二
一颗捡到的钻石的价值是多少，似乎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我们必须老实的承认，这个问题没办法回答。但是必须补充说明，这个“没办法回答”就像问一个分子的温度是多少没办法回答一样。定义永远只能在限定的范围内使用。
在一个具体的交易中如何确定商品交换的比例，不是经济学所能确定的问题，更像是心理学的事情，而即使心理学，也无法精确预言这类问题。采用效用之类的词语，也是一样无法确定的。由于效用本身不是一个确定的量，所以最终也只是用一种理想化了的描述来代替，而不是说明了情况。
热力学中的微元，既要绝对的小，又要相对的大，要远远大于分子本身的尺度。微观经济学的微观，在某种程度上也许与此相似。
三
利润是对风险的回报吗？
这个提法的含糊不清让问题无法回答。风险是什么？假如我冒着风险去打猎打到了一只鹿，那么，这只鹿就是完完全全的由我的打猎挣来的。风险是我的整个行动的一个因素。说承担风险对此过程做出了贡献就好像我在餐馆用餐，要为我想用的菜付钱之外，还要为菜的色泽、香味另外再付钱一样。
提供生产工具应得报酬的提法与此完全类似。
说资本家因为承担风险或提供资本应该获得报酬的说法从这些日常语言的混淆中汲取了力量。仔细的分析，应该是什么意思呢？在一个既定的系统下的应该和对这个系统本身提出的应该完完全全是两回事。
当我对总体的秩序，包括资本的私有制度发出疑问的时候，怎么可能再利用资本的私有这种概念本身来为其辩护呢？
四
对问题更明确的澄清应当以描述劳动为开端。
假设我是一个人面对着大自然，就无所谓经济了，问题就只有劳动和消费本身了。譬如捕鱼，对此活动的描述就包含在“我——鱼”的结构中。对劳动的规定和对鱼的欲望本身是两个不相关的东西。如果我想要多一点的鱼，这个劳动本身就持续的长一点，如果我根本不想要鱼，这个劳动就干脆取消，但是，这不影响这个劳动本身的性质。
如果我发明了渔网，这个发明就改变了这个过程，现在这个结构就变成了“我——（渔网）——鱼”。渔网作为劳动工具在这个过程中起的作用是一种独特的作用，和劳动本身完全不同。每一条鱼都完全是由劳动捕来的，也完全是由渔网协助的。两个因素作为不同的音素，不存在相互替换的可能性。而在一个现代经济中两者之间不同于它的自然形态的关系本身就是待解释的对象。
如果这个劳动有风险，捕到鱼要靠运气，那么对这一过程的描述将表现为将“我——（渔网）——鱼”的简单形式修改成随机数的形式。这类似于将实体的粒子修改成概率波，它是对整个形式的修改，而不是一个可以和劳动、渔网并列的实体性因素。
风险、工具，如果还有别的的话，用类似上述的方式，在单个的劳动中作为完全不同的因素出现，彼此不可通约。如果经济使得他们彼此之间有了别的关系，那么就应当去解释这个关系本身。说资本对生产做出了贡献，承担风险带来了收益，都是在贡献、“带来收益”的模糊说法中含糊了它们的关系。
五
经济学的本质在于人与人之间结成的关系。而具体的生产方式、生产效率则应当是物理化学诸学科的问题。
简单的两个人交换劳动产品，我们从每个人向对方画一个箭头来表示这个交易关系，那么抛开交换比例上的不确定关系，至少明显的看出，两个人之间形成的这个回路和两个人单独生产使得孤立点的情形拓扑不等价。如果对上述情形全面考察的话，还需要加上两个人和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
而如果有了雇佣劳动，那么，一个人直接面对自然，另一个人通过这个人来间接的面对自然，设计好了表示方法，可以猜想这个情况和前一情况同样拓扑不等价。
而资本主义的方式的话，我们将设想，会有一个资金回路，通过这个资金回路，资本家才通过几个人间接面对自然。在这样的描述下，与其说把资本说成是资本家的资金，不如把资本定义成这个具有这个拓扑性质的交易关系网。
可以设想，金融资本将在生产资本上再建立起不同的拓扑性质的交易关系。
六
人们生产什么对于经济学来说不成其为问题。人们对于不同的物品的需求只是撬动了经济关系的网络，而这些物品是什么实在无足轻重。对于经济来说，重要的是这种物品和其他商品不同，这种商品生产函数如何。在获得参数之后，它的具体性质即可抛弃。所以心理学对于经济学的总体框架来说实在无足轻重。就像影响着生产方式的各门学科对经济学无足轻重一样。
七
经济学和棋类游戏的对比：
对于具体的下棋的人来说，怎样下好棋是最重要的。而对一个旁观的研究者来说，棋子的移动无关紧要，任何时候的局势也无关紧要。首要的问题是各个棋子怎样由规则结合在整个游戏的网络里。这个规则超越具体的棋局首先是研究的目标。
经济和和棋类游戏的不同：
棋类游戏的规则是既定的，而经济的发展将能创造出新的规则来。货币作为交换手段在简单的交换中起的作用就和作为资本所起的作用不同，表面上同样的东西的新的用途将会创造出不同的关系，从而实质上成为新的东西。在这个方面来说，对经济的研究类似于对生物的研究，随着生物的进化，研究对象自身不断的更新。
八
经济学的热力学比喻：
整体的规律与每个分子的运动规律也许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所有的宏观的热力学概念都难以具体到每个分子上，这些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才是根本的东西。在意外导致局部不平衡的时候，分子间的相互作用最终仍将使得总体平衡下来。因此，价格起着双重作用：首先它是整体的结构参数，其次它的波动是分子间作用的传递过程。
对于实际来说，不平衡才是常态，但平衡态的研究将揭示出重要的概念，并指引着对非平衡态的研究。
九
对价格的分析总是不完全的。用局部的供需来说明的价格的普适是因为它的内容的贫乏而不是因为它的内容的丰富。对于对于消费品的需求，对于生产设备的需求，对于资源的需求，对于资金的需求都是不同的，第一个可能是纯粹的欲望问题，而后面的则是有着客观的内容的，泛泛而谈需求是不恰当的。当亚当.斯密把价格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时，他就为从单纯的价格追溯到它嵌入经济的方式做了了不起的分析范例。
价格是书写经济诗篇的词汇，但就像文字学不能代替文学一样，价格分析只是经济学大厦的砖块，而不是经济学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