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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不是谓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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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是否万物所具有的最一般的性质?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较为精确的理解何谓性质。
    一种未加反思的对逻辑的看法认为,判断就是确认一个谓词是否适合于描述主词。通过分析属于一个主词的谓词,就可以推理出对该主词的新的判断。在这里,一种不祥的假设紧随着潜入了对逻辑的思考:命题的语言形式就是他的逻辑形式。在这种看法中,叙述命题的表面形式和逻辑范畴混淆了起来。
    上帝是善的,这是一个命题,上帝是主词,善是谓词,这个命题的对错就在于善这一描述性的谓词是否适合于主词。上帝存在,这也是一个命题,它的对错就在于存在这一问题是否适合于主词。就这样,必要的对内容的分析消失了,表面上的语法形式就成了一切。在把谓词从命题中抽出之后,善、存在,就成了所谓的属性。因此,询问存在是否物所具有的最一般的属性,就是询问,存在是否适合于作为谓词逻辑中的一个谓词。
    对于这个问题,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通过区分逻辑谓词和实在谓词做了充分的阐述。存在不是一个实在的谓词。说某物存在,对于我们对此物的此物的概念性的了解毫无增益。知道一物的实存不增加任何理性知识,而只增加事实知识。在某物的概念和某物的实存之间的区别,不是可以继续在概念的意义上得到的,而一般的必须超出概念王国,来求助于经验直接。
    因此,存在不是描述主词的一个具体的谓词,它之归于主词的可能性一般而言和对于这个主词进行谓词描述的可能性是一致的。存在的含义,不在于实在的属性功能,而是和谓词逻辑的整个形式有关的。在印欧语系的系动词中,这一点突出地显现了出来。

    存在不是实在的属性,但却是一切现实存在之物都具有的“属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仍然可以说,存在是最普遍的“属性”。所以,对于进一步的分析来说,仔细地区分普遍的含义仍然是有必要的。
    在一般的形式逻辑教科书中,经常会提起内涵和外延的反比例关系:内涵越大,外延越小;内涵越小,外延越大。在这种意义上说,存在的普遍性既然超越于一切实在属性,那其内涵就必然是最小的,无所不包的外延对应的内涵就应当是一无所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存在的内涵为零。那么,内涵为零是什么意思呢?是没有意义吗?那么一个没有意义的词是如何被理解的呢?一个词能够被理解,就总说出了一些什么,说出了些什么,在某种意义上就总应该有某种内涵。
    摆脱这个疑难的努力能让我们看到一线曙光——理解存在的含义,就必须对内涵-外延的普遍适用性提出质疑。内涵-外延的反比例关系系于属加种差的定义方式,因此,从一个有限的事物出发,经过减去其实在的属性,其描述范围就应该扩大,外延也就增加。因此,这个反比例关系的成立恰恰是属于实在属性的性质。从一棵松树出发,经过松树-树-植物-生物的阶梯,到达了一个抽象的生物概念。这种抽象关系对应于一些实物的集合的包涵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此种第二实体的普遍性可以称之为族类的普遍性。而当我们说某物存在的时候,我们不追溯这个链条,而直观当下的便可以说,“此物存在”。这种陈述可以在面对每个实体的时候明证地做出,因此是普遍的,但在每一个具体的判断的时候,却不需要考虑此物在族类上的归属。所以,存在的普遍性不是族类的普遍性,而可以称之为普遍适用性,而与第二实体的普遍方式有所区别。
    所以,进一步说,完整地说明存在和实体属性的含义的区别有赖于对两种不同的抽象方式做出研究。从这里思考开去,我们不应该认为存在是唯一的不同于前一种抽象方式的抽象词语。红作为红本身,一样可以在直接经验中被体认为超越于实体的抽象词语,但此种方式也与前面所述的方式不同。而在存在方面,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词语也显然还有许多,譬如属性这个词本身,另外还有对象、关系等等。对这些词的理解有赖于逻辑判断的形式本身,因此,或许称这种抽象方式为形式化更好一点。而这些词的意义无一例外都脱离了实体本身,因此,也许可以借用范畴一词来称呼这些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词语。
    对范畴的思考应当作为对逻辑的思考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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