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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从我的朋友施晓渝先生的评价里提出。
    施先生作为一个社会活跃分子，持鲜明的改良主义观点[应该指出，只是在最近半年多我才了解到他的系统观点]。按他的话来说，比起所谓制度性问题，他更注重具体的"现实问题"，不管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都存在体制的问题；在今天的现实中，他所关注的是工农大众的是生计问题、贫富差距、房改医改、反腐败、社会保障等这类问题；至于革命以及社会主义，他认为"太遥远""不切实际""是空想"（甚至连民主政治目标他都认为不切实际），认为持革命观点的没有生存空间；他认为以高智晟、郭飞雄为代表的政治自由派，也是不务实的，他们的运动（例如绝食抗暴运动）本身并没有问题，却会惹火烧身，但施先生承认这些自由派有美国后台，所以他们叫得起来。最后，施先生表示他赞同韩德强的观点，而且他把民族主义视为左派的政治特征之一。施先生自认为站在工农大众立场上，而且是干"实事"的，他表示他反对自由派精英，认为正是自由派的精英主义葬送了八九民运，认为自由派的经济学说很蹩脚，造成了许多错误。如果你说施先生是左派或新左派，他都是同意的。
    施先生的一系列评价产生了一些问题：工农无产大众的前途何在？当前的左派应怎么看问题、怎么做才能实现工农无产大众的根本利益？尤其是，施先生的观点（新左派分子）能否代表工农利益？左派不应小看这些问题，因为这些现实问题的实际意义要比争论托洛茨基是同志还是叛徒、文化大革命是非对错之类的陈年旧帐要更重大。

    施先生早年的思想是自由主义，从他现在的观点来看，似乎是自由派左翼杂糅新左派思想，自己还有独创理论。他的思想曾受到仲大军先生的推崇。我虽然仍不清楚施先生究竟有多大的代表性，但就上述他的评价来说，在新左派中还是有一定典型性的；我尝试对施先生的思想——乃至新左派思想——做一个明确的初步回应，这也是我对左派自身认同的尝试。
    新左派是在对自由派势力的反击中出现的。因此，首先必须从当代的自由派讲起。
    1990年代以来，自由派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力。自由派大抵有政治与经济的分工。政治自由派渊源于1980年代的民运，后来流亡海外的政治活跃分子以及国内知识界、法学界的不少人也属于政治自由派。他们把进攻矛头对准一党专政和官僚专制，特别强调人权自由、政治权力制衡、民主宪政，他们常常与国内各种社会维权人士联系，声援国内的各种抗暴反专制的社会运动。经济自由派则在1990年代充当了中南海推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智囊团。经济自由派照抄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政府不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强调经济效率、崇尚西方资本主义的管理乃至产权制度、贬低国有企业，他们从资本主义私有化中升官发财，成为占据政治经济主流地位的复辟旗手，这样，他们又进一步积极推动着资本主义私有化的进程。自由派的分工不同，不代表他们没有全面的看法，那些痛恨专制制度的政治自由派也支持经济自由化，而且还认为中国的经济问题（除了缺乏民主监督外）在于自由化得不够；而那些围坐在权力核心周围的经济自由派也并不是不希望政治自由，只是长期以来在狡黠低调地守望，伺机而出，循序渐进。自由派代表着国内外有产阶级的利益，同时反映各自有一定差别的利益（他们个人的物质利益与社会地位）。许多人认为，自由派主要代表西方资产阶级特别是美国资本的利益，这并不确切，长期主导政治经济话语权的经济自由派正是效忠于中国现政权的，应该说私有化的主要受益者是中国的红顶大官僚。如果说80年代的中国统治者还是多少想借资本主义发展工人民族国家经济的官僚集团，那么在90年代的实际复辟进程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身则造成了一个新的庞大的有产阶级，推动这一进程的官僚集团则完成了自身的异化。工人国家遗产的暂时看管者转变为资产阶级赃款的代理人。至于自由派的亲美政治倾向，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特殊进程本身的经济特点所赋予的。统治集团为了摧毁前工人国家的遗产（主要是国有制和工人的职业保障、社会福利等）、复辟资本主义，深感靠自己的力量还是不够的，就要借助外资，西方资本。1990年代西方资本一度在中国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新左派对资本复辟进程的对外依附性特点表现出一种过分的不自觉的道德担忧，他们认为大量引进外资对本土资本长期来看是有害的。然而，他们恰恰不明白，西方资本在中国的一度风光不是自由派经济学家怂恿的，而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深刻的内在需要，由最高统治精英来实现；本土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并非鼠目寸光，而是深谋远虑的。
    世界资本主义自1970年代（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以来，呈现出向新自由主义倒退堕落的倾向，这种倾向在近三十年来不断加强。新自由主义无疑给世界各国劳动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这一点不用辩论，只需看看拉丁美洲、亚洲和今天欧洲的现实状况与反对派声势就够了。十分有意思的是，世界资本主义的蜕化堕落与前工人国家的资本复辟辩证地结合起来了，特别是在中国，官方捧起自由派，后者直接抄袭新自由主义的教条，为最疯狂的抢劫掠夺行为（书面语叫做"资本原始积累"）提供理论依据，新自由主义哺育下的西方资本也助纣为虐，造成极具活力和竞争力的中华有产阶级；而中华有产阶级的狼子野心又反过来加剧了资本的全球市场竞争，迫使最坚固的欧洲劳动福利堡垒也开始动摇了。
    在对待当代自由派——即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问题上，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着一种占据主要地位的反对力量，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主张回归国家干预、对资本实行管制、重视社会保障和公平，同时他们都不从根本上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简单地说，他们所主张的类似于凯恩斯主义，主张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改良，以维护有产阶级统治不至于出现灾难。中国的新左派的主张正具有这种特点。
    中国的新左派发端于1990年代中期，一说是1990年代中后期。新左派对于发展民族国家经济有一整套不同于自由派的方案，讲起来似乎挺复杂，但是我们只需看它的全部方案的价值出发点和基本特征，就很容易了解到：新左派是以民族主义和社会改良为主要诉求的政治派别。有的新左派分子侧重于讨论民族富强方案，钻研重点在对自主经济技术路线的研究，例如钟庆（网名愚蠢小猪）；有的新左派侧重于强调社会方面的改良甚至是比较激进的改良，但对革命性的无产阶级斗争没有兴趣。新左派实际上是一个庞杂的、兼有不同观点的派别，它从法兰克福学派和1960年代的西方左派思想中吸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与自由主义兼容，还能嫁接几句社会主义的话语。
    然而，民族、国家从来不是空洞抽象的名词，更不是超阶级的范畴，它们的真实意义不是按照人们的美好意愿来确定的。施先生并没有搞清楚，自称代表工农无产大众的根本利益，并不等于他实际上就能代表工农无产大众的根本利益，因为民族、国家的真实意义完全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物质方面，即物质生产方式。1970年代的民族主义与今天的民族主义根本不是一回事。如果说1970年代的"保卫祖国"意味着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人阶级及其经济制度、经济权力，那么今天的"保卫祖国"则意味着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小有产阶级与资本剥削制度了。这与一些民族主义者自己信誓旦旦地宣称代表工农大众没有任何真实的联系。
    社会改良被新左派的施先生说成是真正地干实事，确实是在干实事，是在为有产阶级国家、为资本剥削的稳定秩序干实事。新左派为中华有产阶级国家忧心忡忡，他们出谋划策，为挽救有产阶级国家和资本主义民族而干实事，为调和劳资矛盾、阶级合作而干实事。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点看来，有产阶级国家的全部政策，无非是为了实现和维护资本主义再生产，因而千方百计地麻痹、打压工农大众以及调和阶级矛盾。当这种政策的实施或结果出现问题时，新左派们就积极地陈情纳谏。新左派的全部作用不过就是为资本主义秩序保驾护航。
    政治意见本身的社会意义只有在社会生产关系之上的具体阶级集团需要时才会获得。直到2005年秋天，新左派才初步取得它的历史地位，中华有产阶级国家的统治者审时度势地宣布致力于自主工业技术体系的战略转变，这种转变并不是基于谋士们的发明设计，而是基于社会物质方面的变化：私有化进程大部胜利，资本主义复辟落下帷幕，有产阶级匪帮清点抢来的财物，最精明的强盗开始规划着怎么盘活这笔资产，同时收拾民怨沸腾的残局。有着明智的强国路线的新左派，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以自己的实干主义取得了有产阶级国家辅臣的政治位置。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阶级斗争，两者关系并不成正比例，而是以历史的辩证法联系起来。中华资本主义的成人宣誓仪式是在焦灼的阶级斗争活火山口上进行的，因而有产阶级要想继续发财致富，就必须控制住阶级斗争的火势。
    当前，中国各地的工农维权、拆迁户维权等各种社会维权运动如火如荼，各种社会改良设计也满天飞，但是，无论是那些司法救济、财物募捐、舆论声援、道义支持、义务奔走活动，还是各种社会改革计划或者各种"建设性的批评"，都没有超过资本主义秩序的范围，也没有跨出有产阶级统治法权的界限。有人说，有帮助工农维权或解决"实际问题"的人和机构，总好过没有，总好过你在一边指手画脚或无所作为。问题在于，这些维权和改良活动与有产阶级国家发放失业救济金没有本质区别。而失业救济金或维权带来的小恩小惠并不与工农大众根本利益接壤，因为不管是有产阶级国家建立社会保障基金还是维权人士的雪中送炭，都在不伤及资本的大前提下，客观上是将具有独立、革命意识萌芽的工农无产阶级斗争纳入资产阶级可控的法权轨道中，最终保障维护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核心任务。新左派在社会改良特别是维权运动方面与体制内外的相当一部分自由派是一致的。在这里，我一点也没有说新左派是虚伪的意思，实际上许多新左派与自由派人士的内心是真诚的。他们真的想对工农大众有所帮助。我的朋友施先生等人，他们有幸福的家庭，衣食无忧，但却心系维权事业。然而，在现实历史的天平上，任何真诚美好的愿望都等于零，唯一有份量的是那些被社会物质方面赋予了政治涵义的社会关系。

新左派能否成功？这根本取决于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水平。在国内，1990年代前期以来，工人反私有化斗争与农民抗暴抗捐运动日益增长，前国有厂矿虽大部四，单在国内众多人口稠密、保留着集体阶级意识的工人住宅区，还潜伏着有产阶级欠下革命的巨债，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沿海地区，零星、但是独立的工人运动正在年轻一代工人中诞生，在市场竞争和当局圈地运动总破产的小农还在以每年数百万的规模扩充着城乡无产者大军。就目前来说，中国的阶级斗争仍是被动、分散的，具有明显的防御性质，真正的罢工并不多见，实际上很多游行、静坐、拦路是在工厂破产后、工人活命都成问题时才被迫进行的。中国的现代阶级斗争还处于童年。即便如此，日益积聚在有产阶级周围的阶级矛盾压力，仍然大有炸毁整个专制统治的趋势。
无论是近两百年来的无产阶级斗争史，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都指明了必须推动无产阶级斗争、用无产阶级的国家取代有产阶级的国家，推翻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并且把这种革命推向全球，这个理论建立在无数次工农革命形势的惨痛教训之上，建立在成功的十月革命的伟大经验之上，建立在马列主义关于资本主义腐化堕落的科学分析之上。这是革命左派,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意义的左派。

    倾向于新左派的施先生说我们革命左派不务实，只谈革命与“制度性问题”，这也许代表了许多改良主义者的看法，然而真是这样吗？不，不是的。
    就现在来说——工人斗争初步展开、新工人阶级正在集结、重组，左派的核心任务在于两点：宣传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聚集革命左派力量；面向工人与青年，分析现实斗争，唤起无产阶级自己的阶级自主意识，帮助摆脱强国梦想以及对上层精英的幻想，澄清理论问题。
    这两个任务并非务虚，而是具有对无产大众最切实的意义。思想的启发，意识的阶级自主，这似乎是虚无飘渺的事情，然而对于阶级的政治成长来说，对于一个阶级刚刚起步的斗争来说，这些事却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只有肤浅短视的人认为这些任务不值一提。可是，即使是自由派资产阶级，也无比珍视自己的启蒙时代。没有资产阶级意识的自我构建，没有人权、自由、民主、宪政等基本理念的深入人心，法国大革命就不会有那样的深度和广度。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革命也不可能搞政治赌博冒险获得成功。左派当然不是也不应该是把革命放在嘴边每月每天地“鼓动”。如果说我们只是谈论社会主义理想并论证它的可能性——这种理想主义的谈论只由于我们的信仰，是无可厚非的；但我们的最核心任务乃在于呼唤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包括不妥协的斗争意识、自主斗争意识与国际主义精神原则，并与当前的种种政治幻想和资产阶级思想骗局做斗争。要做到这些工作，可以写文章、宣讲，更可以深入到工农底层把这些思想系统地带到现实工作中，甚至推动工人的自主斗争，这并非不可能。
    工人的自发、自主斗争与常说的社会维权运动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社会维权人士往往是自由主义与改良主义分子，他们有一整套自觉的观点，在自由派舆论的层面上，他们的政治外壳正好保护着资本主义秩序。工人的自发、自主斗争则不同，无论是国企工人反对官僚侵吞，还是私企工人反对低工资、无偿加班和劳动条件恶劣，这些斗争都具有反对有产阶级利益、反对资本化的性质，而且这些性质并不确定——它们会随着斗争的推进而强化，因而工人斗争一开始就带有不可调和的种子，工人作为一个阶级具有自我推动而不断前进的动能。工人只有获得全部自主性——包括建立独立工会和自己的政治先锋队——才能不断的开发自身的伟大潜力，实现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工人斗争从一开始就要求自主性，随着斗争的普遍和升级，自主性的问题必将提上斗争的议事日程，因而它与那些资本秩序的政治外壳是根本不兼容的。工人阶级在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过程中可能会暂时举着民族主义的标语牌，甚至可能会举着那些传统的神圣人物的画像，然而工人最终会在不断前进的斗争中获得自身的动力，从而产生属于无产阶级自身的斗争思想和理论。左派的一般职责就在于始终保护、催化这种阶级意识，帮助建树无产阶级自己的理论，为无产阶级斗争提供政治参考，并抵制有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改良主义的控制企图。
    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新左派对左派（革命左派）的批判也有正确的一面，新左派不是说我们“不务实”“不切实际”吗？确实，我们对于辅助有产阶级国家、挽救资本统治秩序是毫无兴趣的。站在他们思考问题的地方来批判革命左派，他们不可能得出更多结论。2005年底，新左派人士韩德强在香港的一个研讨会上，面对工农的出路问题时，他的回答是更关注如何防止、控制社会出现重大危机，他说他的观点在工农立场上来看是“资本家的走狗”，他的坦率引起国内左派一片哗然。为此，2006年初，韩先生做了一篇回应，严厉地批判了革命左派的思想，并为自己的改良主义辩护。韩先生的这个回应只是表明了他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印象不过是几道孤零零的、彼此无联系的政治公式只是表明了他用以观察阶级政治的那种小资产阶级市侩眼光。在新左派韩先生看来，捍卫有产阶级的可持续剥削秩序——才是真正地有所作为，才是现行条件下最有益工农大众的。他轻巧地回避了工人斗争的重大问题，他对捍卫资本剥削秩序是务实的，对无产阶级的自主阶级斗争却根本不务实、不切实际——同样，我们左派也能够得出一个辩证的批判结论。所不同的只是阶级立场。确实，我们“顽固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根本拒绝按新左派的价值观理解问题。
    韩先生说：“将近一个世纪了，托派在世界上可以标榜自己是最革命的，也能够吸引一些刚刚思考社会问题的工人群众。但是，他们过去一事无成。今后还将如此。”只有在无知者和庸人眼里，托派才被理解为起源于苏联党内斗争的一个独特的左翼派别。托派并没有独特的主张，它们只是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传统，以唯物辩证法分析了马、恩之后的资本主义与后资本主义社会。十月革命正是在不断革命论与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取得胜利并获得巩固的。1917年二月革命后如果不是以列宁、托洛茨基为首的少数派主张立即准备社会主义革命起义，而当时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在内的大多数老布尔什维克都反对起义，那么十月革命恐怕难以成功甚至不会发生；二次大战中及之后，如果不是苏联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诸东欧国家，恐怕苏联工人国家难以巩固自己的红色疆界。如果硬要认为托派是有别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独特派别，那么这个所谓的托派则根本不应由我们来承担责任，它是敌人强加在我们革命左派的头上的一顶帽子，在于人为地割裂以托洛茨基为首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与其他革命左派之间的政治思想联系。十月革命的功绩不属于后来篡权并且无耻地歪曲历史的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而属于革命左派，属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属于革命的工农兵。根本的问题不在于叫做托派还是叫做革命的毛主义者，或者叫做马克思主义左派、马列主义左派、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激进左派，而在于是否赞成这样的主张：根本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和有产阶级国家统治（承认一切国家都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支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斗争和支持国际主义原则，支持以工农大众的革命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民主统治，从而废除资本和市场制度，并且支持国际革命[是否承认现今中国是资产阶级国家仍是革命左派与保皇改良派之间的分水岭]。在十月革命之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都与苏联工人国家的存在有密切关系，至于蒙古以及东欧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更是与苏联密不可分。十月革命的重要遗产迫使苏联扩张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只有同时使苏联官僚集团获得新的工人国家的控制权他们才愿意扩张社会主义革命，保守的斯大林主义共产党派系又使得20世纪许多次工农革命形势毁于一旦。特别是二次大战后，斯大林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占据主流，窒息了多次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良机。十月革命之后，实际上也只有中国革命是突破苏联意志取得胜利的。在新中国1950年代的三大改造之前，就具有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1946年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巨大影响已经预示了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地区的社会前景，在内战开打之后，在华北等地区就开始了激烈的土地革命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反资本主义性质。1950年代的全国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反资本主义革命的继续，也遵循了不断革命的原则，遵循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基本原则。当时中国的革命左派取得了这样的巨大成就，这怎么能说我们在过去是一事无成的呢？再说一遍，如果只是把托洛茨基追随者看做是一个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的独特的派别，看成是不同于革命左派的一群人，那么自然会认为“托派一事无成”。
    革命左派在20世纪，除了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确实没有什么重大的反资本主义胜利了，我们承认历史事实。然而在斯大林主义破产的今天，在社会民主主义也陷入新自由主义泥潭的今天，凭什么说革命左派“今后还将如此（一事无成）”？施晓渝先生还似乎很有道理地说，激进的革命左派在中国政治氛围中没有生存空间。

实际上，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就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它们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政治派别只是也只能是植根于阶级政治的土壤，并为特定的阶级阶层争取阳光和空气。社会物质生产关系究竟要强过一切技术镇压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个新兴阶级从专制王朝的压迫下顽强地探出政治脑袋，他们究竟能长多高，则取决于各个阶级的力量对比情势，取决于各个派别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集团的联系之密切程度，取决于各个派别的主张能否全面准确地代表所属阶级集团的利益。他们的生存空间不是警察决定得了的。政治自由派可谓是最让CCP神经过敏的反对派之一，活跃的自由派异议人士高智晟或刘晓波的家经常被CCP特务团团包围住，但为什么后者不直接把他们抓起来？难道CCP没有这方面的技术手段吗？自由派不但能够在中国的大江南北串联，发表激进言论，而且还能去纽约做政治旅行，这其中的原因当然不单单是用自由派英雄们的个人勇气来说明。实际上，自由派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外有产阶级关系的温度计，中外有产阶级都需要这支温度计，以便为双方关系的健康护理提供指导信息。
中国国内的革命左派是晚熟的。革命左派在数量上并不多，一些人包括我本人在内只是在最近几年才与打着左翼旗帜的保皇派决裂的，这与各种传统思想——杂糅了斯大林主义、毛主义等思想与带着谬误、歪曲、偏见的官方政治历史教育——的束缚有关，与众多学生、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的淡漠联系有关，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思潮有关。我们革命左派能否成长并成为工农的代表，也取决于我们能否在工农无产阶级自主斗争方面时刻保持正确的共同意见，并且与群众建立密切的实际联系，从而建立起左派与工农之间的互动。

当今中国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化，无产阶级斗争越是激烈，独立自主性的要求就越高。在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发达的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独立或半独立的工会，在某些大规模罢工斗争中已经出现了独立、秘密的罢工委员会。这一切还只是萌芽，但却是在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下催生的。资本主义的成长与无产阶级的成长一起前进，历史仿佛在重演，然而却又依据它自身的辩证法。如果说在19世纪后期之后、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还能在阶级斗争的压力下把部分剩余价值归还给社会，那么在这个世界资本主义堕落化与中华资本主义恶性发展相互推进的时代，新改良主义还能否成功地控制住工农的怒火？新一代革命左派的生存空间深藏在工农无产阶级运动之中，把握在自己的手上，警察可以几次取缔各地的自主工会或罢工委员会，但是取缔不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规律。

我在前段时间写给自由派人士汪红雨的公开信中有一段对各个阶级和政治派别的唯物主义思考，我写道：“人的命运受到社会因素的支配，个人的出路被社会的出路所决定。……实际上，每一个社会阶级或阶层都能在芸芸众生中找到他们的服务员，地球不会因为少了某个人就停止转动，社会也不会因为多了某个人就开天辟地。社会阶级把自己的座位摆放在每个人的人生十字路口前面，……人们代表不同的社会需要——或前进或倒退，或企图缓和这两种倾向，而历史终将前进。”最后我想明确地告诉施晓渝先生以及怀有同样疑惑的改良主义者们：政治自由派似乎“不务实”，但精明的美国老板照样为他们送钱打气；革命左派似乎“不务实”，但他们致力于鼓吹无产阶级自主斗争、革命理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启蒙，积极试图配合无产阶级当前自发、自主倾向的斗争；而新左派忙着为修补有产阶级国家的烂摊子卖命奔波，积极地讲工农斗争纳入资产阶级法权的轨道。各个派别各司其职，成熟的政治分子能够自觉到自己应该干什么，并不存在什么“务实主义”或者“不务实”、“不切实际”，问题只在于阶级立场的不同而已。改良主义分子批评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理想“太遥远”“是空想”，然而，反过来想想，企图在这个愈益腐朽溃烂的阶级社会里鼓吹改良、试图调和那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实现大中华资本主义的繁荣稳定，岂不更是不切实际的空想？